英国人约翰·格雷（John Gray）

有一个传说，说是前英国首相邱吉尔曾经讲过，“一个人如果30岁以前不是自由主义者，他肯定就是没有心肝，如果过了30岁还不是保守主义者，那就是没有头脑。” 事实上，邱吉尔并没有说过这句话，但这个不知出自何人之口的妙语借着首相的盛名而成了政治传记中的公理：“激进”是青年人的特权，而“保守”则是成年人的责任，每个思想人物最终都要从激进转向保守。

从Max Eastman到Eugene Genovese，从Whittaker Chambers到Ronald Radosh，这些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遵守这个自然法则：从左翼转向右翼。 然而事实果然如此吗？我们知道，John Stuart Mill到63岁那年才发表他的女权主义经典《妇女的屈从》（The Subjection of Women）。Diderot在生命的最后10年才猛烈攻击法国是罗马帝国的再生，欢呼美国革命是对欧洲君主暴政的沉重打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在讨论政治与年龄问题时则提出了跟仇吉尔正好相反的见解，在1903年他写道，“最杰出的人物都是越老越革命。” 冷战结束以来，有几位著名的保守人物遵循萧伯纳的公式向左转了。Michael Lind一度是Irving Kristol主编的The National Interest的高级编辑，后来公开指责他的这位前同盟者发动了一场“针对美国工薪阶层的战争”，他写道，他们受市场驱动的理论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他们的经济政策是“骇人听闻的”。Arianna Huffington以前是Newt Gingrich（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共和党领袖）的盟友，现在则痛骂美国，说在美国，绝大多数人已经在“华尔街狂奔的牛市掀起的飞尘中几乎无法喘息”。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破门而出者，当属英国人约翰·格雷（John Gray）。1970年代，约翰·格雷是英国新右翼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作为一位出自牛津大学的政治哲学家，他以优美的文笔捍卫自由市场，跨越大西洋为美国右翼思想库的自由至上主义煽风加油，他能言善辩，跟朋友经常通宵谈论即将到来的“无政府资本主义”乌托邦而不知疲倦。 然而，柏林墙倒塌之后，格雷却变节了。他最初的转变是起而批评福山的“历史终结”的冷战必胜信念，劝阻强硬的英国全国保健局。然后是1998年，他已获得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想教授的职位，发表了False Dawn一书，猛烈批判经济全球化。格雷把全球化攻击为“自由市场的突击队”，他警告说，全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苦难”将会与前苏联“相媲美”。现在，他经常向英国重要的左翼报刊The Guardian和New Statesman投稿。

他的转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有报道说，撒切尔夫人曾经惊讶不已：“格雷这是怎么拉？他可曾经是我们的人呀。”撒切尔夫人可从来没有这么评论过一个人。 早年的格雷为保守主义的两大最具刺激性的激情所激励：反对共产主义，捍卫自由市场。然而柏林倒塌以来，对于市场，他们提出了以前从来不敢提出的质疑。然而，尽管这位厌恶放肆的资本主义，却很难完全认同任何固有的理论路线：格雷充其量认为自己是属于“中左”。然而左翼却并不待见他们。False Dawn的一位评论者在These Times中写道，格雷不过是旧政权的标准掌旗人，与其说他的动机是“确实憎恨不平等、不公平及穷人”，毋宁说是“对政治不稳定的深深担忧”。由于共产主义已成废墟，而市场无所不在，曾经启发格雷的争强好胜激情，现在却无用武之地了。他们是当今时代最痛苦的流亡者，迷失在自己建造的流放之所。 

保守主义者经常认为自己是抵制政治狂热的练达的怀疑论者，激进主义者总是倾心于乌托邦，而保守主义者则满足于征逐物欲（world-weary）的现实主义。用英国哲学家Michael Oakeshott的话说，“保守主义者就是喜欢熟悉的东西，而不喜欢陌生的东西，喜欢经过试验的东西，而不喜欢未经试验的东西，喜欢事实，不喜欢神秘，喜欢现实而不喜欢可能性……喜欢方便的东西而不是完美的东西。”然而，在现实中，很多保守主义者在气质上是充满敌意的，在政治上是反叛性的，坚定地反对已有的道德习俗。自Edmund Burke以降，从Samuel Taylor Coleridge到Martin Heidegger等思想家都试图在宗教、文化甚至经济领域中寻求某种更强烈的、几乎是迷狂的体验，他们相信，所有这些领域都是神秘的和无法言传的智慧的宝库。他们沉迷于政治浪漫主义，运用反启蒙运动的种种思想资源，赞美令人兴奋的斗争活力，而诋毁无情的理性规范和权利。Isaiah Berlin对法国无政府保守主义者Joseph de Maistre作出了如下评论：他对于血与死的的强烈的渴望，属于一个跟于……土地贵族迟钝的、成熟的智慧及大大小小乡村别墅的宁静……迥异的世界。Maistre的思想体系表面看来是古典的，然而透过表面，我们则看到了令人惊骇的现代，强烈地敌视宁静闲适。 20世纪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战斗为这些保守主义激情提供了完美的用武之地。

在John 格雷这样的人看来，苏联和福利国家就是冷冰冰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终极象征，而自由市场则是浪漫主义地反启蒙运动的化身。然而革命的浪漫主义最终却伤及所有的浪漫主义者：幻灭感。如今在共产主义沦为废墟而自由市场大获全胜之时，最初曾激励格雷的异议精神（dissident spirit）今天又促发了了其同样好战的变节行动。格雷生于1948年，在濒临北海的港口城市纽卡斯尔郊区长大成人，这里位于煤矿区，离苏格兰仅50英里。在一个口音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国家，人们很难了解到他在西北部劳动阶层聚居区的生活经历，对这经历他自己也讳莫如深。他的父亲是一位木匠，全家人都投工党的票。1968年，格雷进入牛津大学，当时牛津正是整个欧洲年轻左翼分子的难忘的时刻。入乡随俗——“我的头发很长，不过每个人都留着长发”——他曾赶到伦敦参加抗议越难战争的示威游行。在获得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位之后，格雷留在牛津研究生院，撰写了一篇论述John Stuart Mill和约翰·罗尔斯的论文，这两位思想家都赞成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格雷当初也对此颇为神往。 

然而随着研读罗尔斯的《正义论》，格雷逐渐厌倦了从自由主义方程中抽取社会主义政策的药方。他的不舒服部分是由罗尔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文风引起的，“简直是不堪卒读”，他说。罗尔斯沉重乏味的文风似乎恰恰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无聊。格雷说，罗尔斯的著作只是对“工党1963年政策的先验演绎而已。”跟美国很多新左派一样，格雷发现，福利国家的各种事物迟钝乏味，缺乏创见，官僚们则是寡淡如白开水。他后来描述说，福利国家是“雇员、工会和政府三方共谋”的产物，是从衰弱无力的公民中汲取资源和活力的“庞大工具”。这个时代的法则是缺乏激情的妥协；政治领导人想替所有人包办一切。他们拒绝“承认冲突的现实”，也拒不承认“某种平等、某种正义、某种可以跟他人竞争的需求”。简而言之，福利国家决不是充满生机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者所追求的东西。 

从撒切尔主义中，格雷瞥见了革命的永生。他说“在撒切尔的纲领中最初存在着某种革命性的、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一面，我认为这是激动人心的，也是必要的。”撒切尔出任保守党领袖的时间正好就是格雷转向资本主义的时候，她许诺要将英国从沉闷的社会民主党旧辙中解放出来，要把自由市场从国家计划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撒切尔夫人尽管不是平等主义者，却激发起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的雄心，他们都把自由市场看作是向上爬的工具。 她给人印象最深的时刻是1980年，当时她执政一年，她的政策似乎使经济陷入灾难，她的前任Edward Heath正在推销臭名昭著的“U型转弯”计划，操纵左翼施加压力要求重新实行社会民主党政策，撒切尔夫人对此予以严词谴责，她同时还面临着党内温和派——托利党的“湿人”（Wets）——的压力，要求她转向。撒切尔夫人决不后退，相反，她直面那些见风使舵的批评家，说出下面令人难以忘怀的话：“如果你愿意你尽可以转向，但本女士决不准备转向。”保守主义者立刻被她迷住了，诺曼·巴利（Norman Barry）也是一位撒切尔主义者，直到今天仍是格雷的好友，他回忆说，“我曾经以为她仅仅是一位不属于工党的选战获胜者而已，然而当她加强了兑换控制后，我觉得，‘这位女孩确实了解市场经济’。那时我就想‘真棒！’那之后她开始搞私有化等等。她确实没有做U型转弯，我想，‘这是真的’。” 很多撒切尔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是自由市场革命者，而格雷则给他们的事业添上了一层浪漫的华丽色彩，这层色彩却并非来自新古典经济学。

1974年，他开始研读出生于奥地利、猛烈批判国家计划经济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著作。10年后，格雷发表了《哈耶克论自由》（Hayek on Liberty）一书，大师本人对本书的评价甚高，说这是“对我的研究工作的第一次全局性纵览，不仅完全理解我的思想，甚至发掘出了我自己未能明确表述的观念。”格雷把哈耶克描述为财产权和低税率的永不妥协的捍卫者，神奇地探索了人类生活中的隐秘的和理性不及的趋势，充满了维也纳气息，他指出，哈耶克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共通之处远多于与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或诺齐克（Robert Nozick）。

如果说《哈耶克论自由》是一曲对市场的热情洋溢的赞美诗，那么格雷就是充满渴望的拜伦。 很多保守人士都在哈耶克的著作中看到了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传统逻辑上冷静、精当的完美，而格雷则在哈耶克的自由市场远景中觉察到了“永不妥协的现代性”（uncompromising modernity）。智识上动荡不安、政治上极端主义，社会生活单调腐朽，这就是维也纳的写照，这就是哈耶克出生的环境。就是从这股旋风中走出了心理分析、法西斯主义及现代经济学，在在都是挑战陈旧的知识和政治秩序。格雷写道，在经济学理论中，哈耶克追随19世纪后半叶奥地利学派的足迹，声称“经济价值——资产或资源的价值——是由个体的偏好或评价赋予的，而不是什么客观的属性。”而从李嘉图（David Ricardo）到马克思（Karl Marx），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都相信在神秘的价格面纱后面存在着某种实在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物理性的劳动，哈耶克则争辩说，赋予现实世界中的物品以价值仅仅是具体的个人的古怪的偏好而已。 格雷笔下的哈耶克毕生思考的都是几乎过度活跃的主观性——可与弗洛伊德的无政府主义的本能对观，反映了“明显地无情陷入瓦解的”维也纳的体验。

格雷写道，一般哲学家都把理论性的理性看成是知识的最高形式，而哈耶克却相信，理性的理解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它下面则是思想的隐秘的层面，“几乎不可能从理论上或用技术性术语来表述”，而恰恰就是市场经济具有特殊的天赋可以利用这些因素从而构成日常经济活动。 企业家就是这类“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卓越的承载者，他们能把那些深层的真相传达给其它市场主体。他们是为诗人般的灵性着迷的浪漫英雄。格雷解释说，“企业家的洞见或者感觉”跟书本学习无关，而完全是“意外发现珍宝的运气和天赋”。是“某种不受规律、法则制约的创造性活动”，处于“我们有意识控制的范围以外”，“企业家的感觉”往往只是灵光一闪，突如其来，事先并没有征兆；而它一旦现身，就会重新安排宇宙万物。 简而言之，市场为自我表现和创造性提供了庇护所，为反启蒙运动的狂喜留下了避难所。想象力匮乏的学者只满足于承认市场能够“最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或者市场“允许自利的动机发挥作用”，然而这种辩护却遗漏了更为关键的事实：市场允许“所有的人类动机以复杂或混合的形式”获得表达。

市场提供了戏剧性的自我凸现的剧场，在这个舞台上个体可以表演其最向往的愿景和最强烈的欲望。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然而格雷与市场反目为仇却表演得尤其地恶毒。现在他把市场攻击为现代文明的灾祸。他写道，在美国，自由市场“创造了长时间的经济繁荣，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却从中没有受益”，美国人所承受的“不平等水平”已经接近于“拉美国家”，中产阶级忍受着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这种感觉曾经折磨过19世纪的无产阶级”。美国已经到了大规模社会分裂的危险地步，而只是由于实行了“大规模禁锢”非洲裔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政策才抑制了社会的瓦解。格雷声称，“今日美国的先知不是Jefferson或 Madison，而是边沁（Jeremy Bentham）”——边沁所梦想的社会是“按照理想监狱的模型重新构造而成的”。 格雷写道，更骇人听闻的是全球精英正在努力使美国的资本主义成为全世界的典范。市场体制因文化和国家的不同而有差异，而全球化傲慢的传道士们却要让所有国家都削足适履采用美国模式，即把福利降低到最少，实行软弱无力的企业和环境管制及低税率。格雷说，“根据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世界仍然保留多种多样的经济文化和体制完全是多余的，它们将以全世界最后进行启蒙运动的国家——美国为基础融合为一种单一的普适的自由市场制度。” 当格雷头一次公开他的这些异端言论的时候，他的保守派朋友们都极为震惊。跟格雷一样，诺曼·巴利也是一位曾经写过论述哈耶克思想作的政治理论家，他是英国唯一一所完全私立的大学——Buckingham大学教授，在格雷的第二次婚礼上，他曾经是伴郎，两人现在却很少说话了。巴利毫不怀疑，格雷的政治转向是受简单的机会主义驱使。他解释说，“我相信新古典经济学的命题：每个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放弃自由至上主义也许能给他带来更好的学术职位。我也在投机但并不鲁莽（I am speculating but not wildly）。自由至上主义不可能让你在大学里获得最好的职位。”Barry回忆说，当格雷还只是牛津的一个小学院的教师的时候，“就经常说，‘唉，照这样下去我搞不到个好位子’……如果你是自由市场的拥趸，你就不可能得到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巴利承认，格雷的立场中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是他喜好“哲学上的杂交”（philosophical promiscuity）。巴利说，格雷“喜欢的对象总是不断变换，从这个人转向那个人，从这个哲学家转向那个哲学家……他不能与任何思想家建立起稳定的关系。他试过波普，试过哈耶克，当然后来又鄙弃了哈耶克，他也会再喜欢上别的思想家然而又回头攻击的。” 

格雷自己则声称改变思想是出于两个理由。他说，1980年代后期，他开始怀疑右翼的政治思想已经凝固为僵化的意识形态了——跟他很久以前放弃的罗尔斯思想没什么两样。格雷曾经以为撒切尔主义具有战术上的灵活性，政治上也容易理解，是一种能与普通人心气相通的思想运动，而其领袖则是一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能敏锐洞察政治变化之趋势。然而现在他则相信，这场运动已经丧失其艺术之性质，灵动的思想已经退化为教条的咒语。格雷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吸引人的是列宁的那超凡的灵活性，然后就僵化为托洛茨基主义，同样，撒切尔主义也开始硬化为……这已成了思想的宿命，对此我非常厌恶。” 

苏联的崩溃也迫使格雷怀疑自己的自由市场信念。格雷说，1989年以前，认为国家是“幸福安宁的大敌”还有道理，而正是这种看法无可否认地构成了“右翼思想库生存发展的合适环境”。然而苏联帝国崩溃后，前南斯拉夫的种族灭绝战争不断升级，前共产主义国家采用休克疗法导致灾难性后果，所有这些使格雷得出一种认识：国家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尽管它也许只有一点正面作用。只有国家有力量防止社会陷入总体混乱、极端不平等和贫穷中。 

然而，格雷的转向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市场本身已经不足以令他神往了。作为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令人兴奋的象征的苏联和福利国家不存在了，格雷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仰市场了。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市场导致了某种“理性和效率的拜物教”，它“撕裂了回忆的思绪、消散了本土性知识”。他曾经认为自由市场能够自发形成，因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是违反自然之道的，然而冷眼旁观了Jeffrey Sachs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俄罗斯的所作所为之后，他不得不得出结论：自由市场是“人为的设计和政治强制的产物”，市场只有在国家权力无情的帮助下才能被创造出来。现在他认为，撒切尔夫人是通过压垮工会、掏空保守党、瘫痪议会这些手段才建造起自由市场的，她“使英国社会踏上被迫迈向后现代的征程”。格雷相信“马列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性主义有太多共通之处”，他写道，两者都“对经济进步所造成的伤害无动于衷。”其间只有一个区别：共产主义已经死了。 

在一个冷不丁的时刻，诺曼·巴利也承认他无法完全看透格雷转向的前因后果，他说，“也许我误解了他，但是我想他确实是深信不疑。不管怎样，没有人能够在不相信某种信念的情况下读一大堆相关资料的，我好奇他是否这么做了。”格雷确实相信，但他的信仰是完全不同于巴利的。巴利热爱市场是因为它能按照“经济的铁律”运转，诚如他所指出的，这些规律发挥作用也许比“牛顿定律用的时间稍微长一些而已：如果我掉下这张软盘，它一下子就会落地，而如果要引入控制，那么也许得过上一年半载才能出现无家可归者这种结果。”但他又补充说，“这种规律也同样是决定性的。”与此相反，格雷那时相信资本主义恰恰是因为他试图逃避牛顿的定律。在认识到市场制度抑制充满激情的自我表达之后，格雷被迫承认Irving Kristol的格言是千真万确：“资本主义是人类心智所构造出来的一种最缺乏浪漫色彩的公共秩序概念。”